“我活着，不希望出名，能够为病人提供服务是我最大的快乐；死后，也不愿为自己留下名字。我更喜欢安静地做事，不想用我的名字去命名任何东西……”这句话来自一位低调、无私奉献的医生，她的名字是陈菊梅。2021年11月5日，这位曾被称为“救命奶奶”的医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按照她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没有任何告别仪式，而她的遗体则被捐赠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陈菊梅出生于1925年，家中长女，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父亲为她取名“菊梅”，寄托了对她的美好期望，希望她如菊花般纯洁、如梅花般清高。陈菊梅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尽管生活并不容易，她依然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独立精神。七岁时，她便开始在私塾读书，机灵的她一向勤奋努力，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尤其在数学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陈菊梅面临着家庭安排婚事的压力。在那个时代，女孩到了十几岁便到了嫁人的年纪，而陈家也开始为她考虑终身大事。但陈菊梅坚决拒绝，她毅然表示：“我要读书，不结婚。”面对女儿的坚定决心，父亲虽然有所担忧，但他最终理解并尊重了陈菊梅的选择，支持她继续深造。
展开剩余76%1946年，陈菊梅考入浙江医专，之后在杭州的一家医院担任实习医生。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她很快就被调派到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传染科。1950年，陈菊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她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新的篇章。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传染病学领域几乎一片空白，肝病尤其严重，肝炎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高达几十万。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中国决定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选拔国内优秀的医务人才。陈菊梅便是其中之一。为了备战赴苏考试，她仅用一周时间就进行了全力复习。考试当天，她用不到一小时便完成了所有试题，迅速走出考场，许多人以为她交了空白卷。
1954年夏天，陈菊梅成为了第一批赴苏联学习传染病的留学生。虽然父母初时对她去苏联留学心生忧虑，但最终，他们尊重了女儿的决定。远离家乡，她很快适应了苏联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并提前一年完成学业，顺利从列宁格勒医学院获得了传染病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陈菊梅便投入到传染病研究中，为了帮助中国解决长期困扰的肝炎问题，她日夜研究，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肾炎，甚至出现了尿血症状。为了不让疾病影响工作，她毅然决定切除了阑尾、摘除了扁桃体，甚至三次拔掉了自己的牙齿。她决心彻底消除一切可能引起炎症的病灶，确保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
经过多年的努力，47岁的陈菊梅终于攻克了转氨酶高的问题，成功研发出了能够降低转氨酶的药物，这不仅使得肝炎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也让她成为了中国传染病领域的先驱。她的贡献不仅限于肝炎，陈菊梅共诊断出了近60种传染病，帮助了数十万患者恢复健康。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陈菊梅时年78岁，却依然坚守在防治工作第一线，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亲自主持编写了防治手册，教导大众如何预防该疾病。与此同时，她还深入到隔离病房，亲身参与到抗击传染病的最前线。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已83岁高龄的陈菊梅依然坚持奔赴灾区，亲自指导灾后传染病的预防工作。面对记者的询问，陈菊梅淡然回应：“83岁算什么？我依然是一名战士，只要还有一丝力气，我就会站到前线。”
即使在2010年，她被诊断为帕金森病时，已经86岁的陈菊梅依然坚持为患者坐诊，尽管连走路都困难，她仍然准时到达医院，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帮助。她甚至减少了喝水的时间，确保能够照顾到更多患者。
陈菊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无数人，媒体也多次想要采访她，但她始终拒绝。她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名字而影响到工作，甚至连医院提出要为她命名的花园，她也坚决表示不愿意。她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所有的荣誉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做好每一件事，尤其是治病救人。
在她的医生生涯中，陈菊梅不仅治愈了无数患者，还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她从不收取红包，对每一位患者都像亲人般关爱，并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科研难题。尽管她的地位极高，却始终保持低调，始终将患者和工作放在首位。
陈菊梅为中国医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可，享受着正军级文职特级待遇。她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她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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