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配资开户我遇到了计委的廖季立委员

在“大跃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我有幸担任主席的兼职秘书，期间曾先后向他呈递了三封亲笔信。这三次笔触，无不倾注了我对“大跃进”运动之个人感悟。主席对每封信都给予了回应，或是私下里即兴的评述，或是公开场合中掷地有声的讨论。如今追溯那些往事，依旧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主席听闻我戏称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禁笑了出来。

1958年6月之初，主席曾与我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其中提及了当年钢铁产量翻倍的计划。从6月中旬至7月上旬，我前往上海，负责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的下放会议，并参与了华东区的计划讨论。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迅速展开的“大跃进”战略部署的关键环节。在结束上海会议的前夕，即7月7日当晚，我向主席寄出了第一封关于工作事务的信件。

我的信以委婉的笔触，阐述了华东地区在1959年生产600万吨钢的计划对机械工业带来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发电设备需求激增所带来的困境。我坚信，在工业全面跃进的背景下，电力供应的短缺问题将愈发严重，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信的结尾部分指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采取‘霸蛮’的态度（注：此处引用了湖南方言，意指勉力而为），然而，对于某些问题，即便是‘霸蛮’也难以解决。”“尽管大家都是全力以赴，但计划中却鲜有‘留有余地’的考量”，“人们往往不愿过多听取困难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有时又难以启齿，至少在开口之前，先给自己戴上‘中游’的帽子，似乎才能更好地表达。”（此信保留有原始草稿。）

此信寄出不久，恰逢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旨在实现钢产量翻倍的高目标，号召全民参与炼钢活动；同时，亦提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方案，呼吁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此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我的信件与此时的狂热氛围格格不入，似乎带有几分泼冷水之嫌。彼时，主席正沉浸于“大跃进”的热情之中，对我所写之信自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未曾与我进行过交谈，会后亦无相见之机。

至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召开之际，局势已然发生转变。“大跃进”初期的热烈情绪渐趋平息，伴随而来的混乱与问题层出不穷，中央开始逐步调整政策。在会议的第一天，主席在讲话中提出需对氛围进行适度压缩。或许这与他想起了我先前所写的信件有关。会议初期的一个晚上，我接到通知，要求前往位于东湖的主席住处——招待所。

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便坐落在此地附近。在那段从湖南调往北京的1952年夏日，我在中南局组织部进行谈话期间，曾于此招待所短暂居住数日。那是一处不规则的长廊式平房，坐落于美丽的东湖畔边。

在会面之际，主席首先提及了那封信，并直言“其观点并不清晰”。我并未详加阐释，心想这不过是“不合心意”而已。短短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议题有三：首先是关于大炼钢铁的讨论，谈及“小土群”时，我指出仅靠数千万人上山劳作，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且这种做法绝非长久之计。钢铁的生产，终究还是要依赖于“大洋群”，否则难以保证产品质量，进而影响使用，尤其是机械行业将面临一连串的问题。我最后补充道：“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随之笑出声来，显然这些话已引起他的共鸣。接着，我们谈论了大炼钢铁引发的乱砍树木、破坏森林的严重后果，我对此已有初步了解，并联想到了水土流失的问题。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讨论未能深入展开。

第三点是关于粮食产量夸大现象，我特意询问他，身为农村出身且在乡村生活多年，他又是如何坚信一亩地能产出上万斤甚至数万斤粮食的？他回答称，是阅读了钱学森的著作，并信任科学家的观点。事实上，在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期间，钱学森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通过科学论证和太阳能的有效利用，一亩地确实有潜力产出数万斤粮食。（详见文末【编者注释】）

主席对钱文的文章有所响应，我心中暗想；对于一个亲身耕种过土地、对农业了如指掌的人，他更可能是被群众的澎湃热情所打动，并坚信这种热情有可能带来奇迹，因此不愿对这种“热情”泼冷水，所以对于高产“卫星”现象，我选择抱有信任，不愿轻易否定。说受到钱文的影响，是否有些逃避责任之嫌？再者，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依然坚信1958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7500亿斤，这个数字是去年产量的两倍，他对此感到满意。（然而事后证实，实际产量仅为4000亿斤。）

在这晚的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主席对于钢铁与粮食的看法已经趋于清醒，“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的至理名言，他不仅未曾放在心上，反而露出了笑容。尽管他仍坚持公布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他却主动呼吁抵制虚假行为，并直接对当时盛行的夸大其词和伪造数据的恶劣风气提出了批评，这样的举动无疑有助于缓解工作氛围，使其得以更加平稳地推进。

主席对我的第二封信进行了点评，指出其内容虽具“骨架”之实质，却缺乏具体“血肉”之丰富。

1959年春初，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逐渐放缓，农村地区开始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部分工业指标亦出现下滑。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整顿过程中，人民公社陆续显现出一些之前未曾察觉的政策弊端。在工业领域，问题尤为突出，即便是已经下降的指标（例如钢产量）与预期实现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为完成1959年的各项指标，部分部门和地方竞相争夺原材料、设备以及资金。

此刻，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问题的繁多与矛盾的交织。我多次思考，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否能够实现；若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其他问题的处理也将变得异常棘手，进而影响到全局的稳定。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计委的廖季立委员，他不仅是计委的委员，还兼任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在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一同被关押在保安处时相识的。我直言不讳地向他提问，询问2000万吨的钢铁生产目标是否能够达成；他同样直言不讳地回应，表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主席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而精，不若多而滥。”

信函整理妥当后，恰逢周太和（陈云的秘书，亦是延安时期的旧相识）在场，我便将信件呈交给他。他看过信后，转而建议我，信中提及的诸多问题与计委息息相关，建议亦将此信件提供给李富春过目。我随即照办，将信件的副本送至李富春手中，而原件则直接呈递给主席，并向主席说明，同时已将副本一份送交给了富春先生。

1959年三月，上海召开了重要会议，议题集中在当年的国民经济规划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事宜。会议进行至第三日，我接到了紧急通知，得知主席希望与我进行个别谈话。

居住在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内，我步入客厅时，胡乔木已然在座。落座不久，主席便向我指向乔木，戏言道：“此君不敢为盗。”随后，我们转入正题，讨论钢铁指标的落实，并对计委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这时，我才明白主席方才那句话是在暗示，为何我写给他的信要同时呈递给李富春，觉得我过于胆怯。谈及我的信件，主席询问为何只提供几根“骨头”，而不赐予更多“肉”。我那第二封信或许言简意赅（这与武昌谈话中提到的第一封信“观点不明确”有关），主旨在于探讨1959年钢产量指标为何肯定无法达成，若不及时落实，将有何种后果。显然，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认可，否则谈话不会如此轻松愉快。

离开之际，乔木向我提及，去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在宴会上，主席询问苏联是否面临粮食过剩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应称苏联并无此类经验。乔木当时对此提问持有不同看法。

在与主席的交谈之后，我深受鼓舞，下定决心要提出更多建议。于是，我迅速着手撰写了第三封信。幸运的是，这封信的初稿得以保留至今。

从南宁会议到上海会议这一年三个月时间中，我除了自己的水电业务工作外（作者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主席的兼职秘书——编者注），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各种会议和调整计划指标之中，对这种“纸上谈兵”和“画饼充饥”的生活，体会极深；对中央和地方高层决策程序和主席的领导方式及性格特点等，也略知一二。当时心中最焦虑的问题也即经济工作较有经验的干部最关心的问题，是1959年和“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具体落实。我觉得我可以将这点心情和意见向主席透露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略）

当时的气候背景下，信中所述观点颇具锋芒，涉及“冷与热”、“浪漫与现实”以及“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之间的关联；提及制定计划时应规避“几上几下，大上大下”的弊端；探讨了工业与交通内部比例以及工业发展的适度；甚至对“去年思想解放运动引发的某些负面影响”提出质疑；以及民众因担忧偏离总路线和立场问题而不敢勇于质疑的担忧。这些观点无不直指主席的思考。

主席呼吁众人效仿海瑞，实则是在提醒我们不应盲目追随海瑞。

在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后的最后一天，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一次历时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主席回顾了“大跃进”运动一年多的历程，并提出了十六个问题。他旁征博引，评述古今，既谈到了党内高层的历史纷争，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诸多问题；言辞激昂，情绪饱满。在谈到第十四个问题时，即提及寻找几位秘书之际，他如此说道：

我要招募几位负责通讯的秘书，他们将从三个委员会（计划、经济、建设委员会）和两个部门（冶金、机械部）中选拔，每个部门选一人，人选由我来挑选。我要找的是那些具备一定马列主义思想、思维敏捷的人，以便与你们形成竞争态势。计划逐步扩大规模，选拔更多部门的人员。比喻来说，就像前头的乌龟走在路上，后头的乌龟跟着前面的路走。你们可以挑选通讯员，那我为何不能呢？你们能阻止我吗？我已经找到了李锐，他在长江水利局与林一山意见相左。他给我写了三封信。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有头脑，但胆子小，他在给我写信前会先给李富春看，因为他担心的是你的直接上司，而不是我；我在这里并不是遵循正统，而是像插上野鸡毛一样，带有一定的非正式性。

主席声音洪亮地发问：“李锐到了吗？”我身处会场后排，只得应声起身。主席指示：“你为何坐在后面？到前排来！你撰写的文章要有点‘肉’啊！你给我的三封信件，对我帮助甚大，我深表感激，这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感谢。”

谈及第十五个议题，即解放思想之际，主席再度指名道姓，对我言道：

李锐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现在我们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总不知有哪一天要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戴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敢于割舍一切，敢于将皇帝拉下马”，王熙凤便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若不敢为断头之举，又怎能作出最终抉择？岳飞、比干不都是因忠诚而献身吗？明朝设有廷杖制度，对顶撞皇帝者施以杖刑，死者数以百计、千计，更不用说被推出午门斩首者了。然而，那些人敢于直言进谏。相较之下，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显得不够勇敢，不愿直面问题。他们无非是担心遭受报复、失去职位、失去选票。我已将这些人的顾虑一一道出。我曾对陈伯达说过，你不愿直言不讳，不过是害怕失去选票。即便是封建时代的人物，也不至于如此。面对开除党籍、撤职、记过、妻子离异，乃至断头，也不过是瞬间的痛苦。风波亭的悲剧仍需上演，岳飞虽被斩首，但这又何妨？

随后，我们继续探讨第十六个议题，即党内批评。在此过程中，主席援引了海瑞不畏艰险、敢于直言进谏的历史典故，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言道：

近日，形成了一种局面，大家对指出我不足之处显得颇为谨慎。即便采用暗示的方式提出批评，也未尝不可。我曾将《明史·海瑞传》赠予彭德怀同志阅读。您看，海瑞性格直率，其向皇帝呈递的书信措辞激烈，毫不留情。皇帝阅后，将信扔在地上，又捡起来看，如此反复，最后认为海瑞虽性格刚烈，却也心地善良。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将他拘禁。嘉靖皇帝沉迷于炼丹修道，昏庸无能，统治四十余年，却无所作为。某日，皇帝驾崩，狱中之人告知海瑞，恭喜他，可以出狱，有望升迁。海瑞以为这消息是假的，于是大吃大喝，以为即将被处死。狱中之人告诉他，并非如此，而是皇帝已经去世。海瑞听后痛哭流涕，将所吃之物全部呕吐出来。我们的同志们，谁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的才智远胜于包文正。有一出戏叫《三女捻牌》，海瑞在其中有所出场。我将《明史》赠予彭德怀同志阅读，同时也劝你（指总理）一观，你看过没有？

总理答：“已看。”

李锐

我自己真没有想到会在大会上受到如此奇特的夸奖。“你坐到前头来嘛”，“给我点肉吃嘛”，“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此种声调、语气、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发电问题时受到表扬，“要培养像李锐这样的秀才”，但那毕竟是在小范围讲的。这次是中央全会，坐了满礼堂的人，而且是满篇怨言、气话中冒出来的称赞。于是我又一时成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一些人对“骨头与肉”不知所云，甚至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如今可是红透半边天了。”

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主席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提出海瑞之说的并非仅此一次，实则是在暗示不应过分推崇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的这一看法极为深刻，他对主席的理解颇为透彻。（吴晗撰写的关于海瑞的论文，在庐山会议后发表于《人民日报》时，胡乔木曾添加了结语。）

我再度荣获此类赞誉，内心自然感到些许慰藉；然而，亦伴随着一份忐忑，未来如何继续担任“秘书”一职？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微妙的关系？家英同志也提及了这一点，他显得较为乐观。

翌日，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主要议题是他们部门与冶金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机械产品的生产周期普遍较长，其数量、种类与品质三者均与冶金部所提供的原材料紧密相连，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计划的频繁变动、重点任务的更迭，以及突击建设小高炉和轧钢机等措施，导致了大量半成品的产生，尤其是那些含硫量过高的铁，根本无法使用。赵部长计划就这些问题向中央进行一次全面的汇报。我犹记得在庐山会议期间，赵部长曾携带了一些无法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以实物证据来阐述问题，但后来会议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样品并未得以展示。

彼时，经济领域的领导同志亦曾与我探讨与主席接触的心得，我仅能依据个人的体会，如此回应：还是应当如实陈述情况，不必过多考虑对方是否愿意倾听或听取后的反应如何，直言不讳总是胜过有所保留。

在那次由总理主持的简短会议中，总理对于我通过信件反映的情况表示了高度赞同。

自郑州会议首次召开以来，历经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直至上海会议，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我们直面现实，纠正错误，对“大跃进”运动实施了逐步的退却与降温。这一趋势无疑是积极的。然而，世事难料，形势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弹，原本旨在纠“左”的早潮，竟被一股更为激进的“左”倾浪潮所吞没。我个人经历的“一跌风波”固然微不足道，但党和国家所承受的灾难，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

编者注释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钱学森的论述：《关于粮食亩产量的探讨》

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以科学家的身份计算出：粮食亩产过万斤，是一种必然。其中两段写道：

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小麦亩产高达2105斤的基础上，再创佳绩，2.9亩土地的平均亩产达到了3530斤。难道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触及极限了吗？科学的分析表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我们进行一番计算：假若将每年投射至每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中的30%视为植物能够吸收并利用的部分，那么这些能量便能够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水分转化为植物自身的营养。这些营养不仅支撑着植物的生长与发育，还能结出果实。若从这些成果中提取出五分之一作为可食用的粮食，那么稻麦的年亩产量将远超现今的2000斤或3000斤，将达到2000斤的20余倍。

两个月后，全国范围内粮食产量夸大其词、随意发布不实数据的混乱现象迅速蔓延，钱学森的论述无疑加剧了这一态势，甚至对主席的决策判断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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