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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李白·少年游》作者：张大春

序

一首诗，能传几条街？

被誉为“诗圣”的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

这个“家”字，不只是强调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审言—也强调了身为一个“士族”的习业传统；也就是士族阶级的门第。门第的重建与动摇，大约就是大唐帝国初期极为重要的一个政治工程。

从公元七○一年展开的半个世纪，是大唐帝国立国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假想：有那么一条街，两旁俱是居宅坊店，从街头走到街尾，岁月跟着步步流动，行进之间，可以看见人们用尽各种手段，打造着自家的门第，以期高于他人。一直走到公元七六二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街头，是个祖上被窜逐至西域、到他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这胡商赚了很多钱，却赚不到帝国最重视的门第和阶级。于是他就仿效开朝以来的皇室，一点一点地为自己铸造、打磨、擦亮那个以姓氏为基础的身份。

满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来自知名郡望—陇西成纪；这个姓氏可以上溯到汉朝的大将李广。不过，街旁一位法号法琳的游僧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陇西狄道人，几代以来，他们身上所流的，多是鲜卑胡种的血液，然而他们毕竟在无数征战中夺取了天下权柄，当然也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身世，使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门第规模。

胡商这么办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长子和三子继承家业，分别在长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峡和九江），建立起转卖东西粮米、织品、什货的交易，赚了更多的钱，也在各地累积了相当庞大的债权，以及信用。

然而，生意人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孩子没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没有机会改换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可是，这一条街上的人都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个帝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重视的名声。

那是前些年相当著名的一个故事：街角来了个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买下十万斗米的一千缗钱，买了一张胡人制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众人观看。这人非但不奏曲，还把琴摔了个粉碎，之后说：“弹胡琴，不就是杂技吗？诸君何不读读我的诗呢？”

这个人叫陈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随了他一辈子，流传则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阶级以下的黎民广众大约也只能空洞地仰慕着诗人，因为考试会彰显他们的才华，声妓会演唱他们的作品，而国家的政务也往往因为诗作所流露的美感与情感，而交付到这些人的手中。诗篇创作的美好，也许只能在诗人之间流传、感染，可是诗篇成就的地位，却成为绝大多数不能诗的人所艳羡的虚荣。

在街旁幽深阴暗的巷弄里，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间，你也会看到，大部分不属于士族阶级的人，在一个物资充裕、水运发达、驿递畅通、人口繁盛的环境里，过着艰难的日子。绝大部分的粮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输到京师，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应各地军（折冲府）、政（州县）部门，以便启动整个帝国的管理和运作。当大多数的人为了应付上缴的谷米、丝棉，付出劳力，应付种种名目的“公事”，而不能

邻近街头的人还听说：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没有跟着父兄作生意，只读书、作诗、喝酒，以及游历。这孩子逐渐长大，仍然在街上晃荡，离家之后，不但形迹渐行渐远，也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们谅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能深切体会，如果不能将那个不成门面的商家远远抛掷身后，他将永远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一旦来到了长街较为深远的地方，多数的人已经不在乎这浪迹而来的人究竟是个什么出身了。他总在稍事逗留之处，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有僧，他看着是佛；有道，他看着是仙。动辄写诗，将字句当作礼物，持赠每一个尽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这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且令人吃惊和感动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寻常；似乎一点都不像朝廷里一向鼓吹、揄扬以及奖励的那种切合声律格调、齐整工稳之作。

在他笔下，诗更接近街边的谣曲。虽然也含蕴着许多经史掌故、神话异闻，显示了作者并不缺乏古典教养。然而，他的诗还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质朴、简白、流畅的语言；以夸张、以豪迈、以横决奇突荒怪恢诡的想象，勾人惊诧，引人噱叹，让人想起矫健百端的龙，苍茫千变的云，汹涌万状的潮浪，以及高洁孤悬的明月。他让奔流而出的诗句冲决着由科考所构筑起来的格律藩篱，就像他的前辈—那个因碎琴而成名的陈子昂—一样让整个时代的士子为之一震，并忽然想起了：诗，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在这条街上，自由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价值。街坊们若是听见某诗人吟唱“一任喧阗绕四邻，闲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时，只会明白：他现在没有官职了。至于诗的自由，更不为人所知所贵，看来那只是一种不为经营现实功利而拘守声律的意图，这意图竟然又开向更古老的风调，也就是回返数百年前，当歌咏只维持着最简朴的音乐感性，而仍然动摇性情，引发感悟。

至于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书之文中追忆：他曾经为了接济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内，散钱三十万。这数字可以买三万斗米，但也许并不夸张。因为他虽然不事生产，还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得归功于胡商到处持有的债权。他以随手而得之、又随手而散之的资本与诗篇，成为到处知名的诗家，纵使经由婚姻、干谒、投献而终于成为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也还只能挥霍着令人激赏而不入实用的字句。

这个挥霍的年轻人可能比大多数他的同代人有着更丰富的旅游经验，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见闻，亲身的阅历，在他而言，都只是历史的投影。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战国、两汉、魏晋时代的投影。在他的眼里，全然没有现实。

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客心无住，余响不发。街道上的人们知之越多，越觉得他陌生；就连他的妻子、儿女、知交，以及久闻其名而终于接纳了他不到两年的皇帝也不例外。他借由诗篇，再一次地将人们淡忘的古风引进大唐，然而他却在风中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他对于成就一番“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也因之全然落空。千载以下，人们居然多只记得他的名字而已。

这条街上也许还有诗人，如果他们都只剩下了名字，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

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为《大唐李白》简体版所写的一篇序文

李白的确只是一个引子。他一生行事太多可疑非理之迹，所以正好牵引出许多历史的问题。首先，我一直记得三十年前当兵时读《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画》，有一段记载，仅有的印象是：薛稷……文章学术名冠当时……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这一景令我印象深刻，原因无他：我书学褚河南，薛稷亦书学褚河南；我对李白诗的来历又一向好奇，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在新安郡碰过头。

可是日后读《李太白全集》，至卷三十六附录，却有编者王琦这样的一段按语：“按薛稷本传，稷坐窦怀贞事赐死，开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时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与稷相遇于新安郡？盖传闻之误也。”

事实上王琦也搞错了，李白在薛稷死的时候只有十二岁，还够不上十五。然而为什么会说这两人遇见了呢？复查《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画》，原文如此：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画宗阎令（按：即阎立本）。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雅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

这一则记载的原出处是《唐画断》，然而有出处不表示有道理。

李白不应该见过薛稷。那么，是误记他人见了李白，还是薛稷见了他人？何以有此误？或者是有心之误？或者是无心之误？辗转传之者是不知其误而传，还是有意传其误？

事实上只《宣和画谱》上记载了一句“李太白有薛稷之画赞”，但是这篇“画赞”徒留题目，文章并没有流传。我们只能判断：李白或许根本没有机会见着薛稷，也没有机会见到薛稷遗留在世上的画─李白可能的确游历过歙州和洛州两处新安郡，但是从无一诗赞过薛稷。

倒是比李白小上十一岁的杜甫，有过两首诗，都是观赏薛稷的画，有感而发所作，一首是《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另一首是《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杜甫当然更不可能见到薛稷。从杜诗的写作时代看来，这两首诗是与另一首《过郭代公故宅》几乎同时写的，其诗如此：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从这一首回头看前两首，就有了些许眉目。

郭代公，即郭元振─也就是《大唐李白》文中提及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一役中坚决支持帝党的中流砥柱。从张说为郭元振所撰写的行状，颇可以了解此公之心迹与情怀。

郭元振年少倜傥，廓落有大志。他十六岁入太学，与薛稷是同窗。十八岁擢进士第，年判入高等，自请外官，受梓州通泉县尉─这个初任的官历所在，就是日后杜甫行经而称为“郭公故宅”的地方。郭元振行事独特─身为地方官，他不拘小节，自己铸钱，发行通货；也会强掠富豪财产，散之于贫民。其清廉刚健，非同一般腐儒，声势甚盛，而名满天下。故称：“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

武则天知道了他，还特地派驿车接至行在，“语至夜，甚奇之”，让他抄录自己从前作的诗文，他便磊磊落落写了一首《古剑歌》，武氏极为嘉赏，让人抄写了好几十份，遍赐诸大臣。

这一份知遇，使他在先天二年“知政事”，正式拜相，秉理机要。太平公主之变，郭元振是不主张废立储君的。但是他的行动也与其他支持李隆基者不同，他并未参与军事方面的杀戮行动，他的作为是在“诸相皆窜外”的时候，“独登奉天门楼，躬侍睿宗”。当睿宗听说李隆基的部队已经杀进宫门，他自觉先前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很可能要在这一场政变之中被儿子无情地拉下马来，遂有跳楼自裁之念。此际，是郭元振“亲扶圣躬，敦劝乃止”。在这一段兵荒马乱、人心浮动的时期，郭元振从容应对，“宿中书（省）十四日”，独任烦剧，事后，封代国公。

回顾这一场名为“太平公主之乱”而实为“诛除宫廷异己”的军事行动里，郭元振和他的老同学─也是往来极为密切的至交─薛稷，竟然分别成为两个敌对集团的分子，势不能两立而义不能两全，可是杜甫却在这三首诗里，有意将郭、薛并举。

《过郭代公故宅》云：“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立其史事之本，却在《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中显然“离题而作意”，以这样的四句作结：“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明明说的是薛稷的壁间书画，却横空一笔带入郭元振的身影，这是有心让郭代公为薛稷开脱，以鸣其不该牵连受诛之冤。而在《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之末，有句谓：“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岂不见《过郭代公故宅》之开篇更有相同的修辞：“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李白并没有写过薛稷的画赞，因为他可能并不知道、也因之而不能够关心薛稷的冤情。但是杜甫却极度关心薛稷的遭遇，道理很简单：杜甫其生也晚，有更充分的时空跨度超脱出一时政权更迭所鼓荡起来的热切爱憎、激烈是非。他更有余裕去看到一宗政治颠覆事件背后的阴影和底蕴的暗潮。也就是说，杜甫根本不认为薛稷参与了太平公主的叛谋。

更重要的是：他也亲眼看到李白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弃明投暗”─试图襄佐永王李璘树立偏安一隅之霸业─几乎要成为像薛稷一样的人物，在政教大势所薰染的气氛中沦落为魑魅魍魉。当天下人都在指斥李白的时候，杜甫的诗句是这样的：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题名《不见》，取义双关，一来当然是杜甫见不着李白；更深刻的蕴含则是举世逐时论而怒骂、而轻鄙、而嗤笑、而遂其嫉愤的人们─是他们不能见到真正的李白。杜甫之伟大，就在这样的胸次与识见。

至于李白怎么能见到薛稷呢？我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他在小说里就见到了。

不过，在校对上面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有两句话似有语病，仍宜稍作说明。原文是这么写的：“李白可能的确游历过歙州和洛州两处新安郡，但是从无一文一诗赞过薛稷。”这话不能不细加斟酌。

首先，我不能假设今本王琦所编注之《李太白全集》便总括了李白生平诗文，是以所判看来武断。

此外，李白确实有一篇赞文，题目叫《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有薛有鹤，但这少府不是薛稷，鹤画似亦不出薛稷之手。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可知为专业实务之官。

到了魏晋及南朝，少府部分原有的权力转归殿中监。少府专事工艺制造及钱币鼓铸。而唐、宋少府实沿之─是为掌管百工技巧诸事。

此外，唐代别称县令为明府，称县尉为少府。而这篇赞文的第二句就说“虽听讼而不扰”，可知此处“少府”的确是指“县尉”小吏无疑。也就是说：“薛少府”为唐代河南道金乡县县尉─金乡县隶属兖州鲁郡，恰是李白中年以后长期寄居之所。而薛稷则从未至金乡任县尉，故赞题中之“薛”、“鹤”殆仍与“言鹤必称稷”的薛少保无关。

《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是这么写的：

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或本此字为“洲”）之缥缈（或本为瞟眇）。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欲飞（或作贮贻），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唳（或本做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翫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倘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

虽说少府归少府，少保归少保，此赞实与薛稷无关；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当年《宣和画谱》声称“李太白有薛稷之画赞”一语，恐怕还是把这篇写给薛少府的短文误会成写给薛少保的了。

李白生平往来下僚，其数不知几倍于贵官。也正是这些地方上的县尉、县令、参军、别驾、司马，在一位游踪遍江湖的诗人行屐所过之处，得其片纸而为之欢踊呼传，乃成天下之名。

李白也并不因为这些中下层文官之名爵不显而横眉冷对，看来凡有一得之见、一器之珍、一才之长、一席之贶者，便秉笔抒情，倾心相待，而留下了堪为作品中绝大多数的赠、送、赞、寄、留别、酬答；几占篇什中之八九。

今人未必读李白而俱能道其姓字，称其才华，艳其格调，崇其声誉；不过，也可以多想想：李白是将干谒之作，普成布施，聊以抚慰那些盘桓于士大夫阶级边缘的人。

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如果世上还有任何业余的文学读者，请容我在此郑重地邀请他和本书的校订者张长台、校对者陈锦生、编辑者叶美瑶三位一同分享这部作品。

我更要谢谢他们的耐心和鼓励，使得此书能日进而有功。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